五 斗 木

 

 

品评生存游戏之“吕福山实验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舒圣祥
　　
前些日子，在西安蹬三轮的普通农民吕福山，以一个“刁民”身份被传媒包围，为公众熟知——8年来，他先后申诉、起诉了20余家单位，在一场“告官连续剧”中领衔主演。最近，历经5年之久的告状生涯，从一审到二审、陕西省高院裁定、重审、再退回一审，吕福山终于从交警部门那里要回了自己被扣的三轮车。但是为了5年的营运损失，他仍将继续申诉。
歌里唱过，人生好似一场游戏一场梦。命运给吕福山安排了三轮车夫的角色，由此，生存游戏注定将是他人生游戏中的主要内容。作为一个三轮车夫，生存并不等于死卖力，死卖力也并不等于生存。在汗水浸湿的生存梦想里，遭受歧视是必经的生存考验。这种歧视不仅来自周遭人群，也包括执法部门。前者尚可对之以沉默，而要对付后者，沉默显然是无用的，罚款、扣车、侮辱甚至殴打，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内在歧视的“外派代表”。
交警、街道、派出所、市容管理部门等等，他们一人拿着一把大剪刀，从吕福山们瘪瘪的钱袋中各“剪”得一分。“月底算下来，挣的几百元钱除了吃饭交房租，一分没剩，都被罚了。最让人气愤的是，这些罚款从来都不开任何收据，而且没有什么统一标准。”吕福山说，他打官司的目的是要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，让人不敢欺负他这个农民。
现实留给吕福山和吕福山们的生存游戏一般只有两种玩法：要么永远忍受“一分不剩”的生存状态；要么以过激的方式赌赌看能否引起社会的关注。实际生活中，很多人选择了前一种方式，较少有“血性”或被逼无奈的人选择了后者。吕福山在两者之外，另选择了一个“实验文本”：为活着讨权利，告状以“维生”。
显然，吕福山所选择的“实验文本”，是政府、专家和学者们所极力推崇的，被认为是应该选择的“正道”。然而，“吕福山实验”的结局却令人感慨良多。
其一，5年“告”回一辆三轮车的“实验代价”具有多大的推广可能性？虽然大多传媒给“吕福山实验”定性为“成功”，可是吕福山最重要的赔偿营运损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，这无疑使得胜诉更像是一种“安抚”和“慰藉”，就像大人哄小孩一样。
其二，执法者普遍法制观念淡薄的前提下，“吕福山实验”是否有“与虎谋皮”之嫌？“有些法官和警察不知道是不懂法还是故意藐视法律，他们对我在法庭上的一些明显有法律依据的发言和要求，不是耻笑就是不予采纳。”吕福山的话正好印证了这种担心。虽然他相信“法比官大”，可是有些“官”恰恰自我感觉良好，大有“言出法随”的习惯。
告状“维生”能否成为生存游戏的一种玩法，以至一种常态？吕福山只是一个实验者，回答这个问题尚需要更加权威的声音和切实持久的努力。